梦总是领先于生活的
“梦总是领先于生活的。”路易·阿尔都塞在给情人克莱尔的信中写道。
1984年，就在他写作那本著名的自传《来日方长》之前，这位犯了凶杀案的哲学家翻阅了许多被他留存在文档里的梦的记录，试图在其中找出那件不可挽回的行为的预兆，以便日后通过自传理解和解释为何他会在1980年时扼死了自己的妻子埃莱娜·利特曼。
这本书根据时间顺序收录了他在1941年到1967年间留下的大部分梦的记录。他把这些梦称作“无尽的焦虑之梦”：“我从梦里醒来后，一切都没有了。只剩下了喉间的木鞋声。只剩下了挥舞着的手，绝望地在空中划着轮廓……”
本书的结尾刊录了一篇惊人的文本：1985年，在那起凶杀案后，阿尔都塞假托其主治医师之名写的笔记——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篇笔记其实是他与自己的对话。
译后记
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它的作者没有将其整理出版的意图，它的读者也不在作者想象的视域内，而其中最关键的片段更是出于偶然才呈现在了这本书里，并决定了整部书中隐于暗流的叙事导向:1984年，就在阿尔都塞准备写作《来日方长》的时候，他的好友纳瓦罗带给他一篇在他废弃的公寓里找到的、早已被忘却的梦的记录。在那个二十年前的梦里，他试图扼死自己的母亲（或妹妹），就像他四年前在位于尤里姆街的寓所扼死了妻子埃莱娜一样。一样的场景，一样的手段，甚至，如果我们相信了阿尔都塞在《来日方长》以及本书中的自我分析——这两场凶杀（想象中的与现实中的）有着一样的意图和目的，连受害者也是相似的：拯救身边的受难者——用赐予死亡去治愈那个在他的生活中伤痕累累的女性形象。
路易·阿尔都塞与埃莱娜·利特曼
梦与现实就以这样一种奇异、幽邃又显而易见的形式，在各自的文本记录中互相照应着，重合了。致死的巧合吗？本书中的巧合绝不止此一例，而重复出现的一般性则赋予了梦进入理论场域的可能性。本书的“开场”誊录了一封阿尔都塞于1958年2月22日写给克莱尔的信，其中他释读了情人讲述的梦，并提出了他最早的关于梦的理论：梦总是领先于生活的，它是后者的征兆。它不仅用无意识的语言揭露了做梦人还没有意识到的事实，也预示了其生活的走向。生活是小号的历史，也是无主体的进程，在做梦人还不自知的时候，其生活的结构已经发生了重组和中心的迁移，而做梦人所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事后”的意识中印证早已发生在潜意识中的生活事实而已。阿尔都塞以自信又决断的口吻说道：“这是绝对的真理，就像二二得四一样确凿。”
这个理论带有明显的结构主义的印记，它的年代也处于所谓的“早期阿尔都塞”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封信发出去的一年之后，阿尔都塞的第一部书《孟德斯鸠：政治和历史》在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无疑标志着巴利巴尔在《马基雅维利和我们》的再版序言中提到的那个“孟德斯鸠版的马克思”或“结构的阿尔都塞思想”的理论框架的正式成型。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马基雅维利版的马克思”或“形势的阿尔都塞思想”。前者强调社会关系对于历史进程的实效性，后者则聚焦于在具体的形势之中思考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尽管根据巴利巴尔的观点，两种马克思是“存在于阿尔都塞思想中的持久的张力”。任何粗暴的阶段划分与割裂不仅违背文本——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的诸概念在“早期阿尔都塞”的文本中就已经出现了——也将消解阿尔都塞思想的当代价值。但若阿尔都塞的思想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还有被研究的价值，不是因为他的思想给他的时代的难题提供某种完善的答案，而是因为他提出的问题也正是留待后人研究的疑难。而这个事关马克思主义前景的大难题就存在于作为倾向的结构与作为偶遇的事件的张力中。然而，在阿尔都塞的思想历程中，又确实存在着一个被宣称的“自我批判”——如果不足以被称作“断裂”的话——的时期。有一系列从1966年就开始酝酿的“自我批判文本”使划分“早期阿尔都塞”和“晚期阿尔都塞”的阅读方法成为可能。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中就存在一个历时性的“中心的迁移”或“宰制的迁移”，同时被废弃和被改变的，还有一整套的哲学术语或转喻。如果说阿尔都塞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对黑格尔式目的论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者，那么至少阿尔都塞式的唯物主义的画卷，从蛛网一般的拓扑结构，变成了一列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火车。
《无尽的焦虑之梦：梦的记录（1941—1967）
附〈一桩两人共谋的凶杀案〉（1985）》
[法]路易·阿尔都塞 著
[法]奥利维耶·科尔佩 [法]扬·穆利耶·布唐 编
曹天羽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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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转变不可能不出现在阿尔都塞对自己人生的反思中。即便以一种相对隐蔽的方式，生活的教诲也绝不会在思想的拐点上缺席。本书以阿尔都塞在苏瓦西活水医院的主治医生于尔的笔记“收场”。根据法文版编者奥利维耶·科尔佩的推断，这篇笔记并不是医生本人的手笔，而是阿尔都塞假托其名写就的。为什么要“造假”呢？一个显而易见，或许过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是：阿尔都塞试图为自己脱罪，或至少试图减轻自己在那场杀人案中的罪责。因为这篇笔记提出了一个“两人共谋”的理论猜想，这个猜想也成为《来日方长》的起点：阿尔都塞是在埃莱娜的“许可”甚至协作下杀死她的。这篇笔记的日期被明确标为1985年4月14日，此时距他发狂扼死埃莱娜已经过去了近五年。这五年间，他多次入院，也曾短暂出院。收治他的治疗团队尝试了各种办法，只为了缓解他那无休无止的重度焦虑症。白日的幻梦与夜晚的梦魇交织了他近乎全部的住院生活，让他筋疲力竭，而即便偶然地拥有了短暂的清醒时刻，他也不得不去面对过去既成与未来可能的现实笼罩在他的生活上的巨大阴影：埃莱娜死了，他只能伶仃一人苟活于世了。可怖的想象夺走了他生活中的“以后”，也把他困在了随之而来的一个更恐怖的疑问与焦虑之中：究竟为什么他会亲手杀死埃莱娜呢？这是在问：他与埃莱娜是不是早就走上了一条“死路”呢？
根据他在本书“开场”中提到的关于梦的理论，再联系他在1964年8月做的那三个“预兆性的梦”，其实在他扼死埃莱娜十多年前，他就已经和埃莱娜一起走上了一条“死路”。根据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的说法：如果当初允许阿尔都塞出庭作证，他是会承担起全部的责任，自判有罪的。然而，就在凶杀案发生不到五年以后，他改变了态度。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愿意去直面那件不可挽回的事，相反，他一直以无罪宣判为憾：因为这剥夺了他出庭作证的机会，把他关进了精神病院，以无罪宣判的形式宣判了他的社会性死亡。他“失踪”了。在“失踪”的每一天里，他都在思考那场不可挽回的凶案，因为他知道，如果说凶杀中爆发出来的激情就是打开他人生叙事的秘门的钥匙，那么只要厘清了这一起事件中潜伏的脉络，就能给全部的对自己的精神分析画上句号。本书末尾收录的《笔记》就是这样一个句号，它是故事的“收场”，是阿尔都塞写给埃莱娜的悼文，也是写给自己的悼文。但是，被“收场”的故事本身并不是封闭的。阿尔都塞在《笔记》中写道：“你自问，当时H和你是不是早就走上了一条死路。但死路的判断（就和所有对形势作用的判断一样）只能来自事后的反思……当H还活着的时候，我认为，无论是以逻辑来说，还是以命运来说，这条死路并不存在。”
“死路并不存在。”阿尔都塞就这样给“领先于生活的”梦的理论树立了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反题：异位的仲裁者互相反对着也互相决定着，在拉扯中刻画出了生活的真实图景。而有能力打开这条死路的正是埃莱娜——阿尔都塞生活的异质者。那场杀人案中最大的悬疑就在于：为何埃莱娜没有反抗？只要一个耳光，埃莱娜就能把陷于幻梦的阿尔都塞打醒，避免被杀的结局。“两人共谋。”这是阿尔都塞在“事后”得出的结论。为了给自己辩解吗？这种可能性不该被轻易地排除。但更可能的是，阿尔都塞想要以此说明，在他病态地依恋着埃莱娜的同时，埃莱娜又是在何等程度上爱着他：“在凶杀案发生的那幕中，H扮演了一个主动（尽管看上去她是被动的）且模棱两可的角色：就好像性诱惑的场景。在那一夜，或者更晚的时候，她应该是主动的，甚至是挑唆性的……这是两个人的疯狂。”有太多的机会阻止悲剧的发生，但在那一夜，在最激烈的爱情中，他们一起走上了死路——埃莱娜以自己的死亡回应了阿尔都塞最终极的疯狂。
本书的法文版编者奥利维耶·科尔佩建议读者将这本书与布唐所著的《阿尔都塞传》对读，用阿尔都塞人生中的事件去补全书中被隐匿的背景。其实读者也可将本书与《来日方长》对读，因为本书既是《来日方长》的起点，也是后者所记述的内容的最纯粹的形式。“妄想也是事实”，在这个意义上，梦比现实更真实、更直接、更能揭示作为激情的生活的疯狂本质。但也不应忘记：如果说“梦总是领先于生活的”，那么生活也确实有着比梦更多的可能性。“死路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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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译者在巴黎第八大学读研时译成的。如果译文中出现了错误或欠佳的译笔，欢迎读者指正（遵出版社要求，个别字眼采用了委婉的表达）。此外，译者必须感谢陈越教授的信任与委托。还要感谢纪尧姆·希贝尔丹布朗教授以及马修·雷诺教授在这段时期的关照。最后，译者要特别感谢吴子枫教授对译文的审校，若不是他以无私的友谊对译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建议，本书是绝不可能以现在这样较完善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的。